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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井冈山是毛泽东亲手创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以此为开端，星火燎原，最终夺取了全国胜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十分不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秋收起义余部到达井冈山，到1930年4月，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结束，实际存在的时间却不满三年，更长期落入敌手达十九年之久，直到1949年8月才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井冈山长期失守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主观方面的直接原因是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事件，深层次原因是当地长期存在的土客籍矛盾。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49年后的同一天，伟人离我们而去。数字太过巧合，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意。
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军的三路部队均遭受了挫折。毛泽东果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9月21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
出发前，毛委员给部队讲了话，核心要义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当时，周围看热闹的一群少年中有两位表兄弟，毛委员的讲话给了这两兄弟很大启发，日后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两兄弟，表哥叫杨勇，表弟叫胡耀邦。
22日，部队到达上栗市，探知萍乡县城驻有重兵，遂绕萍乡、宜春两县边境南下，于傍晚到达芦溪镇。23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指挥部发出了开拔的号令，准备经山口岩进九洲，向通往莲花县的杨村前进，计60华里，定为当晚之宿营地。行军队列是：毛泽东、卢德铭率第一团一营为前卫；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率第一团二营及二团余部，挑着大、小行李走中间；第三团团长苏先俊率三团为后卫。
前队经山口岩进山后，因为天黑路隘，行军队列过长，第三团甩到了后面，渐渐迷路了，正好撞上了追击的敌人（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务营和江西省第四保安团），与敌发生遭遇战。慌乱之中，团长苏先俊指挥失误，第三团大败。除副团长伍中豪带了一营人从进路左侧登山赶到师部外，其余者被打得溃不成军。
率前卫部队行进的卢德铭听到激烈的枪声，断定后卫部队已与敌人遭遇，遂跃马横枪，带领一个连返回山口岩，抢先登上白泥山制高点，组织猛烈的火力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当工农革命军大队人马安全进山后，卢德铭即率掩护部队撤出战斗。由于卢德铭骑着高头大马，目标太大，不幸中弹倒地，壮烈牺牲。如果卢德铭不是过早牺牲，起码是大将以上。
芦溪之战后，部队只剩一千人左右，而且情绪十分低落，逃亡不断。这个时候，莲花县党组织派人联络，汇报了莲花县城敌人守备空虚的情报。
工农革命军抓住机会，于9月26日清晨冒雨奔袭，一举攻克莲花县城。毛泽东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了解到莲花、永新、宁冈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情况，证实了井冈山上确有两支我党的地方武装。当时，袁文才在井冈山的茅坪，王佐在井冈山的茨坪，互为犄角，遥相呼应，雄踞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丛山莽林中。
一直到此时，工农革命军才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上山”路线。
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部队缩编为一个团，更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是，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红一团，其主体后来整编为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二团，即后来的380团。
毛泽东在三湾的时候，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信的主旨是想与袁文才合作，共谋大业。
信是由一位姓李的本地老表送到茅坪的。袁文才接到信后，立即召集在茅坪坚持斗争的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尤国恩及自己身边的主要头目一起商讨。当时，参加会议的农民军司书陈慕平告诉袁文才：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是他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老师，前不久在湘东赣西领导了秋收起义，等等。
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不能让毛泽东带领着部队上井冈山，怕他们“鸠占鹊巢”。从这里就能看出，虽然在龙超清等共产党员的带动下，袁文才于1926年11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他的觉悟还有待提高。
袁文才修书一封，让龙超清、尤国恩、陈慕平为代表，前去三湾。袁文才的信是这样写的：
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
龙超清一行3人携信于10月2日到了三湾，毛泽东立即在“协和盛”店铺接见了他们，诚恳地、耐心地和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意图等等。龙超清等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先在离三湾30里的古城住下，好安排袁文才与毛泽东见面。在分手时，毛泽东见3人徒手而来，立刻送了他们3支好枪。
此后，毛泽东与龙超清等人又进行了多次会面和交谈，龙超清们终于做通了袁文才的工作，他同意与毛泽东见面。
大苍，古城和茅坪之交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大苍的见面凸显了伟人的胆识和胸襟。当年参加这一活动的苏兰春回忆：“大苍会见是寒露前两天（寒露是10月8日），毛委员是由古城至龙市，由龙市经茶梓冲进来的。共来了7个人5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衣。毛委员披了一件大衣。”袁文才则预先埋伏了20多个人，准备一旦发现毛委员带兵来，即投入战斗。从这个细节看，袁文才虽然身为党员，但更多的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习性。
“会见那天，毛委员在林家吃了中饭。他和袁文才从上午10点谈到太阳快挨山边。离开林家后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1000块大洋。其中袁文才自带200元，在马沅坑钟家借了300元，在林风和家借了500元。毛委员还决定赠送100支枪给袁文才。毛委员离开时是从林家门口一条山路经木鸡拢回古城的。”
与毛委员的这次见面，袁文才为伟人所折服，打消了疑虑，回到茅坪后立即着手准备接待工农革命军事宜。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向茅坪进发。正是由于得到了袁文才部的鼎力相助，工农革命军方得休养生息，渡过难关。
当晚，毛泽东参加宁冈党组织召开的党员大会后，袁文才将在茅坪一带坚持斗争的永新、莲花、宁冈3县共产党“头面人物”召集起来，来到了八角楼（八角楼是茅坪村中央的老中医谢慈俚家的楼上，毛泽东住在这里。）来的人有贺敏学、贺子珍、刘真、王怀、刘作述、刘仁堪、刘辉霄，刘克犹等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贺子珍。
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来到大井，受到了王佐及农民自卫军的热烈欢迎。因为，王佐已经从袁文才那里知道了毛泽东以及工农革命军是一支纪律严明专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部队。王佐腾出大井的新屋场营房让革命军住宿。这天，王佐还差人杀了4头大肥猪，大摆宴席，热情款待工农革命军将士。毛泽东当即决定赠送王佐70支枪，王佐也当场表示赠送500担谷子接济工农革命军。
当晚，革命军和王佐部一起，把拿山的恶霸尹道一的保卫团的团部拿下，缴获十几支枪。毛泽东把枪都给了王佐部，把个王佐乐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王佐就邀请工农革命军住到比大井更为广阔的地方——王佐的司令部驻地茨坪。茨坪地处湘赣边陲，四周崇山峻岭，古木参天，住着几十户人家，是当时井冈山四周最大的村庄。
不久，王佐、袁文才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从此，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和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合兵一处，力量更加壮大，他们紧密配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井冈山第一次失守
1928年4月底，朱德、王尔琢、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了井冈山。5月4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其中，朱德兼10师师长，南昌起义军余部编为28团，团长王尔琢；湘南农军编为29团，团长胡少海；11师师长张子清，不久在草铺湾战斗追击逃敌时负伤，因医疗条件较差，后伤重牺牲。
张子清负伤后，毛泽东临时兼任过一段时间的红11师师长。秋收起义军余部编为31团，张子清负伤后，他兼任的团长一职由朱云卿接任；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编为3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1928年，王佐加入中国共产党。）；湘南起义中的各地方农民军被编入第12师，陈毅任师长，第33团（团长邓允庭），第34团（团长邓宗海），第35团（团长黄克诚），第36团（团长李奇中）。后来因为粮食供给不够的问题，红12师撤销，短期组建过第30团，团长刘之至。
井冈山初创时期的9位团长，除黄克诚授予大将，李奇中脱党，其余7位均牺牲。
6月23日，龙源口大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直到这时，红军这个名称才正式出现。
朱毛会师，中国革命进入大转折，红四军接连取得了高垅、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击退了湘赣两省军阀的数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28年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带着两封信来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下山进攻湘南郴州。当时井冈山前委是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毛泽东、王尔琢认为敌强我弱，现在出击时机不成熟，弄不好连家也回不了，因此，要求湖南省委重新讨论，慎重决定。杜修经虽然觉得有道理，但是又怕在中共湖南省委领导面前无法交差，只得回省委复命。
不久，湘赣两省军阀的11个团向井冈山发起进攻，7月12日，朱德、陈毅率28团和29团下山主动出击。战斗倒是很顺利，可要回师时出岔子了。
29团官兵大都由宜章农民组成，本土观念很重，对井冈山的困苦生活早就心怀不满。如今，好不容易离家近了，思乡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29团的士兵委员会竟然秘密决定：全团回湘南，不通知长官和党代表。
朱德、陈毅得知后，一面写信报告毛泽东，一面前往29团劝说。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朱德断然解散29团的士兵委员会，强令该团回师井冈山。
然而，部队往回走了还不到一天，29团就乱了。部队磨磨蹭蹭不往前走，很多人乱串拉老乡，有的则干脆直接开溜回家。不得已，朱德、陈毅只得停下部队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上特派员杜修经提出执行省委指示，出兵湘南。29团党代表龚楚也表示赞同。两人提议举手表决，结果参会100多官兵竟然有80多人同意。无奈之下，朱德等只好表示服从，一面写信报告毛泽东，一面改道向湘南进军。
毛泽东见信后大吃一惊，急忙写信要求28团、29团返回井冈山。接信后，朱德、王尔琢、陈毅、杜修经决定当晚在水口宿营，第二天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是去湘南还是回师井冈山。7月23日，部队到了郴州。郴州是范石生部的后勤基地。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余部获得了范石生部的掩护和接济，双方早就定下了互不攻击的协议。朱德本不想攻郴州，但杜修经却拿出了党的纪律。
郴州很快就打了下来，久不见给养的红军部队开始大捞特捞，一时军纪大乱。范石生的部队很快发动了反击，朱德率部撤出。然而，刚出郴州城不久，29团就一哄而散，高呼着“走，回宜章！”“回家了，回家了！”，纷纷奔宜章方向逃散。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竭力呼喝拦阻，但是无济于事，仅副营长萧克带的一个连是完整的。最后收拢，全团仅剩200人。
得知郴州兵败的消息，毛泽东亲率31团伍中豪营（3营）前往接应，与朱德、陈毅部会合后，主持召开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取消前委、成立行委的决定，毛泽东任书记，负责指挥部队行动。随后，回师井冈山。
然而，担任前卫的28团2营营长袁崇全突然改变行军路线，欲拉走6个连队叛变。途中，4个连队发觉情况可疑，带部队转回。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亲率1营（营长林彪）追赶，追至江西崇义思顺墟，林彪建议发起攻击。王尔琢认为两个连队的官兵是被裹挟欺骗，遂制止了林彪，仅带警卫排进入墟内喊话。两个连队的红军战士此时方知受到了袁崇全的欺骗，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袁崇全恼羞成怒，从暗处突然冲出，向王尔琢连发数枪，趁乱带亲信逃离。9月13日，红四军攻克遂川县城，击毙了叛徒袁崇全。
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敌军乘机攻入，永新、莲花、宁冈先后被敌占领，边界各县城及平原地区也沦为敌踞。幸亏留守井冈山的31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指挥31团1营的2个连，面对湘军3个团赣军1个团，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为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保住了落脚点。王佐、袁文才的32团虽是一个团编制，但仅辖有2个营，人数少装备差战斗力弱，在井冈山保卫战中仅能起到配合作用。
这就是红军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失败”。从此红军开始检讨绝对民主的错误，并最终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王尔琢牺牲后，林彪继任红28团团长。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一部前来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编为红四军30团，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
得知红四军、红五军会师，蒋介石发怒了，他撤销了朱培德湘赣剿匪总指挥的职务，改由何键出任代总指挥，调动了湘赣两省军阀6个旅18个团，气势汹汹向井冈山杀来。井冈山红军的领导者们迅速召集红四军、红五军军委、边界各县区特委以及军队主要党代表等60余人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会议讨论御敌之策，会上是走是守争论激烈。最终，会议代表一致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分兵策略。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红28团、红31团，及由29团缩编的独立营离开井冈山，进入赣南发展。初期战斗不利，被敌迫至闽西。新任28团团长林彪连败三仗，连保卫的军部都被敌人偷袭，朱德亲自端着机枪冲锋，掩护毛委员突围。除夕夜大柏地之战，红四军奋力一战，连伟人也平生唯一一次提枪上阵。战斗取得大胜，至此打开了局面，开始创建赣南闽西中央苏区。
何键得知井冈山的红军主力下山，便派李文彬、刘士毅、刘建绪率其部队追击，自己亲率剩下10个团2万余兵力，采取“四面围攻”的战术，凭借优势兵力，向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三大哨口发起了猛攻。红军方面的兵力是红30团（红五军一部改称）800余人，红32团，500余人。
敌军吸取了前两次会剿的经验，知道依靠兵力和轻武器不管用，调来了重机枪和山炮。在敌军的猛攻下，八面山哨口、桐木岭哨口、黄洋界哨口相继失守。三大哨口失守后，红军总部暴露在敌军面前，危在旦夕，彭德怀与滕代远紧急开会，决定率余部突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沦陷。这是红军第一次丢掉井冈山，也是彭大将军军事生涯中的一次失败。
1929年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瑞金，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11日，在于都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在“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同意彭德怀提出的率红四军第五纵队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政权的意见”。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进入井冈山的敌军陆续调走，情报显示，“湘敌大部已退去，茶陵有兵三连，遂川宁冈无大敌，永新亦不过一团人。”湘赣边临时特委乘敌人后撤的时机，将各地的零星武装收集起来，编成红军独立1团，第一营由王佐部队编成，第二营由红五军1大队和各县赤卫队之一部分编成。全团共有枪400余支。先后收复了宁冈、莲花等地，重新建立了两县红色政权。
按照陈毅同志给中央的报告，“所谓三省会剿，实际只到并冈山游了一次，除红军因战略引退而外，所谓三省大兵对成千整万之赤色群众只有一个‘莫可如何‘，所以不到一个礼拜即行撤退，边界区域仍然在赤色群众之掌握中。”何长工回忆：“敌人走后，我们发动群众又把井冈山恢复了。王佐部队和五军守黄洋界的李灿大队也基本上没有损失，反而得到了补充和扩大。”五月上旬，“彭德怀同志率五军两个大队从瑞金回到并冈山。”
根据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把经过战斗和培训的骨干二三百人(一个教导队)补充到五军做骨干，同时发动根据地青年积极参加红军，五军随即整编为四、五两个纵队，四纵队司令贺国中，政治委员张纯清。五纵队司令李灿，副司令王佐，参谋长徐彦刚，政治部主任游雪程，我任纵队政治委员。《何长工回忆录》
这次井冈山失守，根据《彭德怀自述》，防守八面山的彭、李大队在失守后，“他们冒险脱离边区进至衡阳以东（现在的衡东县），被敌包围消灭了！”，随彭德怀突围的三个大队，“李光因失联络，带走一部分受到损失”。彭德怀率部返回井冈山，重新整编后，“把五军改为四、五两个纵队，贺国中为四纵队长，李灿任五纵队长；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共约一千二三百人。”
此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五军和游击队又与敌在湘赣边进行了艰苦的战斗，至12月，湘赣边界红色区域已经拥有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泰和5个县城，有了4个全县政权，原湘赣边界割据区域已基本得到恢复。
王佐、袁文才被错杀
1928年6、7月间，中共中央在苏联莫斯科郊外召开了党的六大。中共六大是在斯大林、布哈林、罗米纳兹、米夫、罗易、牛曼、库西宁等人指导下召开的。
会议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对土匪的关系”规定：“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宣布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头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灭。”
六大决议案辗转传到井冈山时，正是1929年1月4日至7日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边界联席会议期间。在柏露会议上传达六大决议案时，毛泽东巧妙地回避了“诛杀土匪”这一内容。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没有照搬六大决议案，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而且，为了保护袁文才，将其调任红四军参谋长。
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时，袁文才跟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然而，当部队行至福建东固时，袁文才、刘辉霄（红四军前委秘书长）、谢桂标、刘天林4人却悄然离队。原因是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的文件。
1929年5月，袁文才等回到宁冈后，和王佐秘密见了面。此时，边界已经组建了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王佐为团长。王佐历来对袁文才敬佩至极，就让袁文才当团长。袁文才知道自己是私自离队，就让王佐去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讨个保”再说。
何长工得知袁文才私自回来，马上与宁冈县委几个常委商议。龙超清、谢希安等人要求开除其党籍严惩不贷，而刘克犹、李筱甫则表示了反对。龙、谢等人属土籍干部，而刘、李二人则是客籍干部。何长工只好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特委组织部长）做了汇报。
袁文才是客家人（王佐也是），他私自离队肯定是错误的，给予处分也是应当应分的。不过鉴于他和王佐在井冈山当地的声望和势力，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最佳的办法似乎从轻处理为好。但土籍革命派为何要借此发难，这就要提到文章开头说到的土客籍矛盾。土客籍问题，主要发生在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井冈山地区的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土籍人来得早，占领了平地，客籍人只能占据山地，并时常要受到土籍人的压迫。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土籍和客籍之间历史上仇怨非常深，成了很激烈的族群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随着井冈山革命的深入，当时根据地广泛流传着一句话，“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对立到后来，基本演变成了党内以朱昌偕、龙超清、王怀为代表的土籍人政治势力和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人军事势力间的激烈对立。
宛希先与袁文才关系不错，他也理解袁文才私自离队的苦衷，并且觉得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于是给了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袁文才倒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处分。之后，让袁文才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刘辉霄、谢桂标回宁冈县委、政府做事。
本来此事已告一段落，但不久就发生了宛希先被害事件，直接引爆了土客籍之间矛盾的这颗雷。
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新娶了一位漂亮媳妇（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而这位媳妇的亲哥是永新县浬田的大族龙庆楼。此时，敌军撤走，井冈山根据地正在恢复中，事务繁忙，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多次派人去叫刘真回来办事。可是，刘真新婚燕尔，不愿意离开媳妇，就没有回来。
于是，有坏人造谣说，刘真的媳妇是内奸，想利用刘真的关系打入革命内部。宛希先决定立即对其进行审查，可在审查的过程中，龙家衡被宛希先手下的一个排长误杀，
妹妹死了，大舅哥就把气撒在妹夫头上，龙庆楼就在刘真开会途中把刘真给杀死了。这时，又有人造谣说，是宛希先杀死了刘真。永新县一班人就信以为真，在1929年冬组织永新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尽管宛希先逃到了深山，还是被赤卫队抓住，用残酷的方式杀害了。
有一种说法，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这三任边界特委书记，在他们的提议下，提出了“欲杀袁、王，必先除宛希先”。
听到宛希先被永新赤卫队杀害，袁文才气愤至极，就大骂永新县委。这话传到了永新，当时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偕、王怀等又和袁文才结怨。
袁文才早年曾考入永新禾川中学（后因父亲去世而辍学），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当地进步青年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王怀等人。袁文才有文化，能力也很强，心高气傲。他只服一个人，那自然就是伟人，而对于宁冈的的土籍党很是看不惯。
由于有中共“六大”的决议案作为政策依据，加上毛泽东、朱德此时已离开了井冈山，王佐、袁文才失去了庇护，于是，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就想把袁文才、王佐按照“土匪”处理。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来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朱昌偕等边界特委领导人向中央巡视员和红五军领导人反映了袁、王二人的问题，并获得了潘心源的支持。
1930年1月18日至21日，在潘心源的主持下，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合并，组成中国红军第六军(不久改为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刘士奇，
在这次会议上，还错误地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会后不久，发生了“罗克绍事件”，直接促使特委下了除掉袁文才和王佐的决心。
1930年刚过完阴历年，茶陵新城游击队队长吴光涛忽然跑来报告，说罗克绍住在茶陵江口两里远的蕉坪他姘头家。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警卫团的团总，又是茶陵、酃县（今天的炎陵县）、宁冈、永新、莲花“联防”总指挥。关键是，他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搞过来，成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
正月初四，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从新城出发，在蕉坪抓住了罗克绍，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回到新城后，袁文才给罗克绍松了绑，还好酒好菜地招待罗克绍及其他的枪工。
这事引起了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的强烈不满，提出要杀掉罗克绍。而王佐、袁文才根本不甩他。结果，谢希安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龙超清和特委。其实，如果袁文才、王佐能够把不杀罗克绍，是为了要掌握他的兵工厂，把这个理由及时地向宁冈县委负责人说明白，也许就不会那么快促使特委下决心。
1930年2月22日，袁文才、王佐突然接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袁、王历来崇拜毛委员，高兴地带兵来到永新城。为了迷惑袁、王，永新、莲花、茶陵的地方武装都来了。
特委事先安排袁文才住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会议由中央巡视员潘心源主持。会上，潘心源指责袁、王“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等等，在袁文才为自己辩解时，潘心源居然把勃朗宁手枪拍在桌子上，王佐是个烈性子，也把枪拍在桌子上，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23日，照例没有事，晚上，还备有大量的酒菜。但是，王佐发现了一个细节：除了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其他地方武装都在铺子里买白布编带子。王佐就同袁文才商量说：“老庚，看样子有情况，我们不能不防。”
袁文才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此前，潘心源已经给红五军去信，调部队回永新解决袁、王。朱昌偕（特委书记）、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向红五军军委报告“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红五军当时归边界特委领导，又有中央巡视员的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于是，彭德怀就派了红五军四纵队23日赶往永新。
24日拂晓，红五军第四纵队赶到。到了永新后，就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标记，并更换了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的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
24日清晨5时左右，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带队，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直接朝睡梦中的袁文才开枪，把袁文才和副官李筱甫打死在床上。
听到枪声，王佐立刻与刁飞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此时，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正赶往王佐的驻地。
王佐一行人赶到宁冈东门时，发现浮桥已经被拆除，王佐等只好涉水过河，被等候在此的第四纵队乱枪打死，也有一说是淹死。
之后，袁文才部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慕平、谢华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枪杀。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两部剩下的战士被关了3天，愿留下的编入红五军一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路费。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袁文才部有枪70余支，王佐部有枪80--90支）。1950年率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张国华军长，是红32团发展最高的。
袁文才、王佐及其40多个骨干被害后，谢角铭（袁文才妻子的叔叔），王云龙（王佐的哥哥）即收拢余部，“通电反共”，投靠敌人。1930年4月，井冈山根据地陷入敌手，从红区沦为白区。后来，湘赣红军萧克部（红六军团）曾经数次试图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由于地势险要，均未能攻上五大哨口。
1949年8月，解放军第48军142师424团、425团重新登上井冈山，此时，距井冈山二次失守已过去了19年。
说来也巧的是，424团的前身是抗战时的晋察冀一分区一团，而一团是由115师独立团1营的4个连，3营的2个连扩编而成，往前追溯到红一团、红三团。而红一团和红三团都有井冈山红31团的血脉。424团后来的番号就是我们所熟知的487团，以该团为基础组建了驻港部队（狼牙山五壮士连未去港）。
井冈山距离中央苏区并不太远，第二次失守后之所以未能再次恢复，除了地形险要难以攻取等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发展考虑而做出的决定。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丢失后，毛泽东考虑到井冈山的物质条件、东固的斗争经验和赣南、闽西的实际情况，决定红四军主力不打回去，留在赣南闽西发展，由彭德怀率小部分兵力打回。第二次丢失后，毛泽东考虑到形势与之前相比有较大不同，如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日趋形成，赣南、闽西的红色区域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央已经同意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创建大块革命根据地等因素，决定不派红四军主力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大小五井等地。
毛泽东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及一些基本的红军战术原则。从这个角度讲10倍杠杆炒股，上井冈山是正确的、合理的；与此同时，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下井冈山也是必要的、符合历史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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